作者：马驽

国民党军队起义、投降的事例很多，不胜枚举；相反，策反共产党成功的，少之又少，很不容易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共产党是由崇高理想集合而成的精英分子，组织严密，纪律严明。

但“策反”的念头总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这不奇怪。奇怪的是，这一事件发生在1947年末到1948年秋，策反的对象，居然是东北解放军的“101首长”林彪，和政治部副主任陶铸！

我们就来看看这桩奇事的经过和它的落幕。

（林帅风采）

一、主角

策划、参与这件奇事的，主要有4个人。

一号主角，大家不陌生，他就是以前故事中屡次出现的戴笠手下“四大金刚”之一：陈恭澍。

看过我写的故事的读友应该记得，陈恭澍曾在北平组织刺杀汉奸张敬尧，成功；曾在河内组织刺杀叛逃的汪精卫，失败；曾在上海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，被捕；曾投靠李士群又与戴笠重建联系，直到抗战胜利。

陈恭澍以为自己委曲求全，暗中为军统做事，算是戴罪立功，抗战结束会迎来好日子。万万没想到，1946年除夕，突然传来戴笠密令：将陈恭澍判刑收监！

陈恭澍以“通谋敌国”罪被判刑12年，关进提篮桥监狱。就在他苦苦煎熬，万念俱灰之际，又出现一个“万万没想到”：1946年3月，戴笠飞机失事身亡；接替戴笠的是郑介民。郑介民一纸调令，将陈恭澍从监牢里提出来，直接到“励志班”任第一大队长，军衔陆军上校。

一个犯人，平步青云，连陈恭澍自己都连连称奇，大呼幸运。

（军统头子戴笠）

二、转运

1947年初，蒋介石感到对付共产党心余力绌，突然想起当初江西围剿红军的一个得力组织——别动队。于是下令：组建“励志班”，训练青年军人，作为反共先锋。“励志班”在南京孝陵卫开学，仅仅一个月时间内，蒋介石亲自前往训话达4次。

“励志班”班主任是郑介民；下辖学生总队，总队长刘培初。经过一个月“速成”后，总队直接编为“绥靖总队”，按地域划分，奔赴各省。其中第一大队驻北平，管辖华北一大片地区。大队长，就是本故事的男主角——陈恭澍。

第二个角色，是张作兴。张作兴曾是“华北忠义救国军”政治部主任，在华北站不住脚，准备经上海回重庆分配工作，在上海被他的老上司陈恭澍留了下来，担任军统上海区电台督察长。

之所以安排张作兴任这个职务，是考虑他患过天花，脸上留下很明显的麻子，不宜抛头露面做外勤。

现在的人可能不大了解天花。天花病毒曾在全球肆虐上千年，数亿人感染过，死亡率极高；可恨的是，即使活下来，大多数脸上会留下一个个小坑。

那个时代，“麻子”很多。严重的，整个脸全是坑，麻完了；如张作兴。一般的，星星点点；如高岗、洪学智、潘汉年。也有稍有几颗不细看看不出来的；如女明星阮玲玉。

可惜，千算万算，仍有漏算。正是张作兴张麻子这里出了纰漏。汪伪76号的特务，认准了张作兴的面部特征，跟踪他，抓住了军统上海区书记（相当于内务总管）齐庆斌；然后守株待兔，抓住了找上门去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。

张作兴跟着陈恭澍假投降，抗战胜利后，听说陈恭澍当了大队长，也跟着来到北平，任第一大队政治部主任。

（英国医生琴纳用牛痘攻克了天花难题）

三、同学

还有一个参与其事的人，叫江田。

江田加入“绥靖总队”第一大队，是因为他与陈恭澍是黄埔同学。他们同去广州考黄埔，江田考入第四期，陈恭澍落榜延后入学为第五期——注意，这个背景很重要！

“策反”阴谋的参与者中，有一个人身份很特殊，唯有他不是国民党军官。他叫李鸣秋。

李鸣秋也是黄埔四期生。军校入伍生第一团共三个营、12个连。李鸣秋在第三营第九连，与江田同连；陈恭澍在第十连；林彪，在第二营第五连。

这时李鸣秋和林彪都是共产党员，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，不是去瘦狗岭山坳里，就是钻入竹林中，或者去东山听报告。

李鸣秋是河北遵化人。黄埔毕业后，党组织派李鸣秋前往天津从事地下工作。不幸的是，李鸣秋在天津被捕，一关就是9年！

直到1936年，李鸣秋才获释出狱。一次偶然，陈恭澍在天津劝业场遇见李鸣秋。出于老同学情谊，陈请李吃了一顿大餐。吃着吃着，李鸣秋哭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坐牢9年，尝尽苦头。你看看这宴席，如此奢华，你们真是腐化堕落！”

陈恭澍红了脸。本想争取李鸣秋加入军统，李鸣秋拒绝了，说：“9年牢狱，身体完全垮了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先回老家养好身体再说吧。”

当陈恭澍他们想起运用李鸣秋关系，去“策反”林彪时，转眼已是十年之后的1947年了。

（意气风发的黄埔学生）

四、与陶铸的关系

陈恭澍又是怎么想起“策反”陶铸呢？

话说陈恭澍在入伍生连队时，全连约120人，其中就有陶铸。进入黄埔五期后，他们都编入第一大队第二中队。

“四一二政变”发生，波及黄埔。这一天清晨，突然吹响了紧急集合号，命令“不准带枪，原地集合！”然后走向军校大礼堂。

主持当天大会的是训练部长吴思豫。他高喊了“立正”、“稍息”后，命令：“参加过共产党的，出列！”

只见一百多人站了出来，其中包括陶铸。

后来这一百余人，被关押到了虎门要塞，一关就是三四个月。到年底，把他们解送到广州，准备审判。正巧，12月11日，爆发了“广州起义”，被关押的学生全数冲了出来，参加了起义。

三年之后，1930年夏天，陈恭澍在郑州火车站无意间与陶铸相遇。陶铸看见陈恭澍，并不回避，主动走上前来，拉着陈的手，拍着陈的肩，态度仍是同学时那样亲热。

陈恭澍回忆道：“看得出，他并不宽绰，我也不富裕。我们买了几个包子，找了一个喝大碗茶的地方，就坐在板凳上聊开了。他问我到哪里去，我告诉他去开封探亲；我问他，可是他不回答我，只是笑笑。”

聊天最后，陈恭澍忍不住问陶铸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陶铸回避道：“在打流（意为无职业地游荡）。”陈恭澍不高兴地怼道：“鬼才相信！”

从此，二人各奔前程，再无交集。

时光荏苒，从1947年底，陈恭澍萌发了“策反”林彪的念头。当听说陶铸也在东北解放军，并且职务是政治部主任（实际是副主任），心中就活动开了：既然开了头，何不将陶铸一并策反呢？

五、蒋知道吗？

“策反”行动以陈恭澍为中心，开始了。为了保密，“绥靖总队”第一大队中，只有上述几个人知道，连副大队长都没明言。

当然，向上“报备”是必须的，不然追查下来，“策反”与“通敌”之间，百口莫辩。

向谁报备呢？陈恭澍跳过总队，越级向他的“恩公”郑介民报告。

郑介民也算有担当，向陈恭澍表示：放手去做，一切由我负责，但要注意避开罗荣桓……

有的网文说，策反林彪、陶铸一事，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。我不知道这一说法可有史料支撑？个人觉得可信度较低。并且，我相信以郑介民的性格，他不会向蒋介石汇报此事。因为，明显地，要是汇报了，得到的肯定是“娘稀屁”三字经“奖赏”。

想当初，1942年至1943年间，林彪在重庆三度与蒋介石见面。

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10月13日第一次接见时，写道：“林彪奉其共党之命来见，幼稚可叹！”

在年底第二次接见时，蒋介石旁敲侧击地对林彪说：“你的同学，都很听我的话。”林彪淡淡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林彪在重庆滞留大半年，以那时国共力量对比，蒋介石都没有授意林彪的同学们去拉拢他，何况到了1948年，林彪统率百万雄师时？

六、幻想不断

在陈恭澍心目中，去与林彪见面，建立联系的最佳人选，非李鸣秋莫属。

第一，李鸣秋与林彪当年有同学情、同志义。第二，李作为地下党员，坐牢多年，易产生同情，易被接受。第三，这时李鸣秋非国非共，以叙“友情”为借口去，想必不会被当作敌人对待。第四，即使“策反”不成，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共产党军队的实际情况，作为战略情报，也是一笔收获。

1948年春节前后，陈恭澍打听到了李鸣秋下落：李鸣秋体弱多病，在天津一家布铺当记账先生。

陈恭澍与张作兴一道赴天津，劝说李鸣秋参与“策反”计划。李鸣秋心灰意冷叹息道：“坐这9年牢，把我身体坐垮了，假设我跑得动，早就和他们（共产党）一起走了。”

对于陈恭澍的“妙计”，李鸣秋并不热心。他直言道：“你们希望我说服林彪、陶铸阵前变节，不但他们不会这样做，我也不会这样说。不是我泼冷水，你们先要死了这条心。”

陈恭澍何尝不知道这事儿的难度，只是他不肯放下幻想，一再劝李鸣秋出马。李鸣秋道：“你们如果是为将来的生存留条后路，建立互通声气的默契，看在朋友义气上，我愿意为你们奔走。你们可不能给我下圈套，骗我参加你们的工作。还有，关外严寒，我身体受不了，要去也得暖和一点儿再动身。”

陈恭澍见李鸣秋如此坚定，只好降低预期：只要李鸣秋答应去，不管他向林彪、陶铸怎么说借口，“怀旧”、“铺路”、“通声气”，都可以，只要找到林彪、陶铸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一大收获；如果能与林彪、陶铸交谈，哪怕是其中一个人接触，回来将一路上所见所闻，和林彪或陶铸的一言一语，复述出来，汇报上去，就有价值，就算不虚此行。

（东北野战军激战锦州）

七、带病出关

等到1948年元宵节之后，李鸣秋终于动身出关了。这一去就是两三个月。李鸣秋回到天津，又病倒了。陈恭澍赶紧跑到天津询问情况。

以下是李鸣秋拖着病体，断断续续叙述自己去关外的经历：

李鸣秋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在四平附近一个村庄见到了林彪。林彪态度相当和善，叫李鸣秋留下来，不要走了。但林彪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根本没有细听李鸣秋说些什么。几句话后，林彪找来陶铸，介绍两人认识，然后说：以后抽时间详谈。说完起身离去。

陶铸和李鸣秋聊，他很关心陈恭澍的情况，说：“你回去告诉陈恭澍，赶快为人民立功，机会甚多，不可一误再误！”

陶铸还说，他会派人来和陈恭澍联系，到时候会把他们的“要求”传达给你。

以上是李鸣秋这一趟的主要“收获”。

陈恭澍心头暗暗吃惊：共产党真是厉害，李鸣秋此行，不但没有得到什么“干货”，对方反倒要来“策反”自己，莫不会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吧！

当然，陈恭澍从李鸣秋谈话中也不是一无所获，至少李鸣秋途中看到的东北的情况，解放军的情况，以及谈话中的思路和词汇，都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。

回到北平，陈恭澍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，上报给“绥靖总队”，再转报到上面去了。不久，上面颁发了一笔可观的奖金。

（喜欢琢磨地图的林帅）

八、结局各不同

这事看似至此不了了之，实则还有一点儿可记的余音：

首先说李鸣秋。李鸣秋回到天津几个月后病逝。他作为黄埔四期生，其一生令人唏嘘。牢狱之灾整垮了他的身体，也失去了组织联系。如果不是这一趟去关外的劳累和风寒，使他病体雪上加霜，也许能撑到全国解放，可以证明他的革命历史。

再说江田。1949年初，眼看北平将和平解放，国民党军官们能走的都走，江田却选择了留下。不知道是不是“策反”事件带给江田的错觉。当陈恭澍劝江田走时，江田反劝陈恭澍留下。解放伊始，林彪把江田安排在铁道部附设子弟学校中当管理员。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，江田被审查出来曾是“绥靖总队”军官，被判处死刑。

张作兴的下场比江田稍好，因为他曾是长辛店铁路工人，“阶级出身”好。其实在汪伪期间，张作兴当过安徽繁昌县伪县长。抗战胜利后，陈恭澍替他隐瞒了这一段经历。眼看北平快解放，张作兴同样心存幻想，认为江田可以不走，自己也可以不走。他也在“镇反”中被揪出，被判死缓，押往唐山某农场劳动改造，后来死于大地震。

“策反”计划中唯一走掉的是陈恭澍。谁叫他既是领导，又有“贵人”——郑介民——相助呢？

讽刺的是，北平和平解放，中共方面谈判的全权代表，正是陈恭澍曾经的“策反”对象——陶铸同学。

1949年1月上旬，郑介民带着蒋介石写给傅作义亲笔信，乘专机飞抵北平。当天，陈恭澍去向郑介民汇报布置潜伏特务工作。陈恭澍把“留置”特务的花名册呈递给郑介民，郑介民粗略翻了翻，又还给了陈恭澍，说：“你收拾一下，明天上午9点同我一起回南京。”

飞机从天坛机场起飞。陈恭澍回忆：“好一阵震耳欲聋的噪音过后，飞机腾空而起，感觉好像就要撞上近在眼前的城墙……瞩目下望，地上一片土灰，正是北方冬季的景色，实在一无可看之处。”

（北平和平解放，解放军入城）